父亲的算盘

来源: 
无线营山
父亲的算盘
作者:丁婷婷
  我的家住在营山县小桥镇白岩村。记最近搬家,我从储藏室里捣鼓出几件旧物件,其中一件是父亲曾经使用过的算盘。睹物思人,记忆的闸门顿时被打开...
  从记事时起,就看见父亲一直在使用算盘,直到去世前不久,那副算盘还躺在他病床旁边的桌子上。父亲的算盘大约50公分长、20公分宽,比我现在使用的电脑键盘稍大些;几十粒算盘珠子,包括边框、横梁,都被打磨得光滑透亮,整副算盘显得神采奕奕,光彩照人。
  父亲读了几年私塾,正赶上全国解放,年仅15岁的他随即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,整天忙于丈量土地,计算面积,分田分地。从那时起,父亲开始使用算盘。大概是人年轻反应快,在丈量和计算田地面积时,父亲总是比别人算得快,因此经常受到表扬,也经常被抽到其他土改队帮忙。
  人民公社成立后,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事生产,父亲也开始担任生产队会计。父亲用算盘计算生产队的收入和开支,计算社员的工分,计算每家每户的粮食数量。年终决算时,要将生产队的决算上报给大队,大队的决算上报公社,公社的决算上报给县里,这样一次次上报,工作量就大了。年底时父亲就开始忙碌起来,白天算账,晚上也在算,屋子里整天都是“滴答滴答”的响声,震得我的耳朵发痒。家里那一张长方形桌子成了父亲的办公桌, 桌子下面有两个抽屉,里面放着各种簿子。算账时,父亲从壁板上取下算盘,只见他伸出五指抓住算盘的底框,将算盘向上一扬,旋即又向下按去。只听得“哐当”一声脆响过后,一盘凌乱的珠子就会泾渭分明地分成上珠下珠。父亲将算盘平放在桌上,再从抽屉里拿出笔和账簿,算账便开始了。父亲的手指在算盘上飞快移动,算盘上的珠子也跟着不断变化,一会儿工夫,一笔账就搞定了,接着他拿起笔将算盘上显示的数字誊到账簿上,又飞快投入到新一轮计算中。
  父亲算账快在大队里是出了名的,一年一度的决算他总是最先上交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一般的账目他“三下五除二”就搞定了。父亲因此每年都被抽去参加全公社的决算,有几次还进城参加全县的决算。村里大到红白喜事,小到杀猪宰牛,都要请父亲去记账。母亲常说父亲“十处敲锣九处在场”,表面上是揶揄其实却是肯定。
  但有一年,父亲的算盘响过后,结余的却是长长的叹息。那时家里人口多,挣的工分少,加上年景不好,我家一下子成为“缺粮户”。所谓“缺粮户”就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总工分,换不回生产队分给我家的口粮。当然,那一年成为“缺粮户”的不止我们一家,但父亲是最先知道消息的。那段时间,父亲变得焦躁不安,一有空就在猪栏门边转悠,对着那头大肥猪若有所思。最后,父亲决定将大肥猪一半交给国家,另一半留着自家过年,这样就解除了缺粮的困局。但是这种情况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,此后家里每年都要养上两头大肥猪,一头上交国家,另一头留着过年。于是大家都说,父亲算盘好,会打算。
  1980年代初期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父亲不再担任生产队会计了,他开始自己做生意。由于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,不少人邀他合伙做生意,后来管集市的人又请他当经纪人。那时父亲已两鬓斑白,他提着那副跟随他几十年的算盘,肩上挂着黄色的帆布背包,不管刮风下雨仍然坚持出行。父亲走到哪里,算盘珠子就响到哪里。有时父亲没事时也会拨打算盘珠子,口中念念有词,额上的皱纹也跟着一闪一闪的,一问才知道,他在预算这一年的家庭收入,包括生产多少粮食,出栏几头肥猪,做生意的收入。几年后,我们家里便竖起了两幢新房子,兄弟成家以及姐妹出嫁,按照乡里的风俗也办得很体面。
  后来,我当老师也打过算盘,还手把手教过学生算盘,却始终赶不上父亲的珠算能力。有几年我兼任学校会计,一次期末决算时,有一个账目翻来覆去打了好几遍,得出的结果都不相同。父亲顺手拿过算盘对着账簿“噼里啪啦”几下,一串数字就出来了,随后他又重新演示了一遍,竟跟上次的数字一模一样。我脸红耳赤,自愧不如。父亲告诫我,要打好算盘就要多练,所谓熟能生巧。
  女儿高考过后,采纳我的建议填报了财务专业志愿。送她到大学读书时,我反复叮嘱她要学好专业,要她赶得上爷爷;女儿也下了保证要好好念书。放寒假后女儿回家,我第一个问的就是她算盘学得怎样。女儿告诉我:“现在别说算盘,连计算器都不用了。”女儿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。女儿大学毕业后远走他乡,在湖北宜昌找了份工作并安了家,一次回家过年,我又问她在公司做财务的情况,她说现在做财务不用算盘了,甚至连纸和笔也不用了,只需一台电脑就够了。这时我突然想起父亲的算盘,那块被父亲的指尖拨弄得光滑透亮的算盘,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  今天,面对这副算盘,抚今追昔,百感交集,父亲背着算盘穿行在风雨中的形象再次浮现在眼前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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