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条过年鱼

来源: 
无线营山
一条过年鱼
作者:王永垓
  腊月的脚步像一匹加鞭的快马,一天快似一天。看着临街而列卖春联、卖鞭炮的摊铺,瞧着人们提着鼓鼓囊囊的年货从商店里出来,我才恍然知道,年关临近了。哦,又要过年了。
  说起过年,在那物资匮乏,“进口货”奇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村支书老胡送我一条过年鱼的往事,又涌上心头。
  1973年,我在川北一个坡难长树,地难产粮的贫困山区的村小教书。那年,学校放寒假那天,村支书老胡家住的那个生产队,把集体鱼塘里养的鱼捕捞起来,分给农民,准备过年。那时,过着穷日子的庄稼人,有了这样的年货,可高兴啦,因为他们期盼的就是“年年有鱼(余)”啊!
  那队里有两个学生因为看捕鱼,连成绩通知单也没来领,还是我下午给送去的。
  次日晨,我起床洗漱后,正准备煮早饭,老胡的小儿子彤娃提着一条鱼,蹦蹦跳跳地来到学校。
  “王老师,我爸叫我告诉你,生产队给你分了一条鱼。我给你送来了。”彤娃笑眯眯地对我说。
  生产队怎么会给我分鱼?这不可能吧。我紧皱双眉,以为彤娃在撒谎。
  “真的,是生产队给你分的。我爸就是这样告诉我的。” 聪明的彤娃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,把他爸的话,又复述了一遍。
  看着那条比巴掌还大,比前臂还长,背脊苍黑,鳞片光鲜,尾鳍呈红色的鲤鱼,我当然眼馋,当然心动,当然想把它收下。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我害怕因为误吃一条鱼而获罪,故不敢有半点轻率。一阵冷静的思量后,我对彤娃说:“我不是生产队的社员,没资格分鱼。你呀,可能是把你爸的话听错了。”我一边说,一边催他把鱼提走。
  我这一催,彤娃急了。
  “老师,你怎么不相信我呢?我爸的话,我听得清清楚楚的,没错,绝对没错。”说这话时,彤娃眼眶发红。过了一小会儿,他又补充道:“老师,我把鱼提回去,我爸会骂我,说我没完成任务。如果他生气了,兴许还会打我咧……”话没说完,他呀,竟然急得掉下了眼泪。
  看着彤娃着急的样子,我估摸着,这鱼,可能是生产队给我分的。心中有底后,我高兴地接过了那条肥肥的鱼,掂了掂,哟,足有两斤多重。在那十天半月也难见到半点油荤的年代里,有一条如此肥硕的鱼,那是何等欣喜,能吃上一条这样的鱼,又是何等幸福啊!
  大年三十的年饭桌上,除了青菜、萝卜和一小碟回锅肉之外,还有这么一条观之养眼,闻之生津的鱼,老婆、孩子都吃得乐滋滋的。我呀,在咀嚼着香喷喷的鱼肉时,也咀嚼着生活的酸甜苦辣,嚼着,嚼着,还真嚼出了那么一点年味儿呢。
  次年开学,我到给我分鱼的那个生产队去通知学生入学,正好碰上了队长。我想,吃了人家的鱼,咋能连个“谢”字也没有呢?于是,我十分感激地对队长说:“谢谢生产队给我分鱼!”
  队长一听,懵了。他皱着眉,摇着头说:“没,没给你分鱼呀。”
  听了队长的话,我也懵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是村支书老胡,把分给他家本来就不多的过年鱼,送了一条给我。
  我,一个生活在社会褶皱里的弱者,一个与书本、孩子打交道的教书匠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,能得到老胡那样的关照,我很感动,一辈子的感动。
  生活告诉我,老胡送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条鱼,更是一份浓浓的情!
  鱼贵有价,情无价。老胡待我的那份深情,铭心刻骨,至今没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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